綠色礦山建設是一項系統工程，不僅政策性強、牽涉面廣，而且在建設之初，全國即便是各省區均未出臺統一的綠色礦山行業標準。
        如今，建設綠色礦山從一個倡議、一些企業的自發行為，成為國家要求，成為有行業標準的礦山建設“必選動作”。目前，對可操性、可持續性要求極高的綠色礦山建設仍在如火如荼地進行中。頂層設計固然重要，但如何建、怎么建，終歸要通過地方企業落到實處。 
        砂石菌從近日舉行的2019中國綠色礦山建設高峰論壇·地方政府與綠色礦業發展分論壇上獲悉，近年來，不少地方在綠色礦山建設方面取得了顯著成效，生成了許多新思路。
        如老工業基地山東省淄博市通過政企合力、試點先行，開創了綠色礦山創建工作的新局面。目前，該市已有10家礦山企業完成了綠色礦山建設任務，基本實現了開采方式科學化、資源利用高效化、企業管理規范化、生產工藝環保化、礦山環境生態化、礦地關系和諧化，初步形成了符合生態文明建設要求的礦業發展新模式，“淄博經驗”在山東全省推廣。
        同樣，在東南沿海的福建省，中國茶都安溪縣依托國家礦山地質環境治理示范工程，通過創新治理模式，讓過去的石材開采大縣如今以綠水青山為榮，并實現了消除地質災害隱患、恢復生態、增加耕地、社會共建共享、產業轉型等綜合效益的提升。其中，利用礦山跡地和石材廠等土地建起5個環保型高新技術產業園區，拓展了安溪經濟發展空間，培育了新舊動能轉換的動力引擎。
        企業方面，山東能源臨礦集團王樓煤礦通過黨建引領、培育文化，探索創建高標準綠色礦山，不僅美化了礦區環境，減少了大氣污染，還建立了相關標準，豐富了源頭治理手段，提升了礦山智能化水平，在采煤塌陷地上發展起觀光農業，實現了企業內部、地企關系和諧
        從這些典型案例中不難發現，跳出“為治理而治理”的單一思維，從長遠發展的角度做到因地制宜，成為這些地方（企業）找到路子的重要前提；也為他們帶來了意想不到的收獲。同時，綠色礦山建設與地方政府的認可與支持密不可分。今后，提升綠色礦山的綜合效益將變得越來越重要。
        2017年，六部委下發《關于加快建設綠色礦山的實施意見》后，全國綠色礦山建設進入新階段。以上案例顯示，“發展是本體，綠色是約束”這個認識已經在多個地方的實踐中得到證明。然而，目前我國綠色礦山建設仍然存在著地區發展不平衡、發展目標不明確、某些概念欠明晰、示范礦山良莠不齊等亟待解決的問題，以及有些地方政策罔顧現實“一刀切”導致資源流失、經濟社會發展倒退等情況。新形勢下，綠色礦山建設產生了包括任務重與時間緊、標準要求與實際差距、資金與發展、管理部門與企業、各地標準差異引發的矛盾等5類新矛盾。
        “建綠色礦山利國利民，對生態大有益處，也帶來真金白銀。”這句話將成為普遍現實，只是需要多久？對誕生不過10多年的綠色礦山建設而言，科學引導、環境營造、制度銜接或許更加重要。分論壇上，圍繞如何認識綠色礦山建設，標準規范、國情、發展需求如何發揮正向協力等焦點問題，多位嘉賓展開了深入分析。
        自然資源部老科技工作者協會顧問、綠色礦山推進委員會高級顧問錢玉好提出，應放在全球可持續發展和我國生態文明發展戰略大背景中考察綠色礦山建設，以“兩山論”為指導思想確立各自的綠礦建設理念和建設模式。綠色礦山建設必須做到因地制宜，同時不斷提高科技支撐能力。他建議，在綠色礦山建設中，要抓好礦山土地重構、礦山污染防治（防重于治）、閉坑閉庫后的生態修復和生態防護、尾礦及“三廢”的綜合利用、循序推進復墾復綠等環節。
        中國自然資源經濟研究院研究員張維宸認為，制度建設是綠色礦山建設的關鍵。缺乏統籌性、全局性、長期性的綠色礦山建設規劃，制約了財政支出規模效應的釋放。他建議，要提高地方（企業）對相關政策、規章的了解程度。同時，國家應加快推進建立綠色礦山建設預算制度；有必要建立綠色礦山建設綠色績效評價制度；提高礦山建設的準入門檻，加強監管，建立健全綠色礦山生態價值評價制度。此外，地方要擺脫過度依賴財政的思維，發揮市場在綠色礦山建設中的決定性作用和政府調控作用。他認為，司法介入將成為未來綠色礦山建設的重要制約機制。